拜登确定对华政策基调，合作需建立三个共识
作者：聂文娟（Nie Wenjuan），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2021年初随着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中美关系终于在跌跌撞撞中进入了暂时的“喘息期”。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四年间，中美关系当中的对抗色彩越来越强烈，几乎有失控的趋势。从2017年对中国的“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身份定位，到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冲突，再到2020年蓬佩奥“723”演讲的对华恶意攻击、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南海的双航母挑衅、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挑衅，中美大国关系几乎面临全面崩溃的风险。但随着拜登政府的上台，以及对华“竞争合作”外交理念的提出，中美大国关系有望迎来一个转机。
尽管拜登的胜选与很多国内因素有关，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也不会是大幅度回转，但从大国互动的体系角度看，二者原先走向全面对抗的趋势毕竟是不理性、不可持续、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因此美国调整对华强硬政策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为避免最坏结果的发生，两国必须建构出一种大国关系互动的新框架来。
2月4日，拜登总统在国务院发表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正式确立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竞争合作”基调。竞争性一面的表现，一是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身份定位，认为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给美国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带来直接挑战；二是明确指出中美之间的冲突性议题，包括经济领域、外交军事、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等；三是在拜登看来，美国的民主价值是其全球力量的基础，是美国持久的优势，但这一价值前所未有地正受到中国的挑战。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国际上首次感到自身价值观面临大国挑战，这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复杂和深远的影响。
拜登讲话中的对华关系竞争性一面较为突出，合作性一面明显薄弱，只笼统表示“准备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尽管拜登的讲话重竞争轻合作，但毕竟是在未与中国政府通话的前提下首次公开表达中美合作的意愿，同时选择在国务院谈中美关系，也是以一种相对柔和的方式阐明立场，相对于特朗普政府的挑衅性言语，语气较为缓和，这为未来的合作留下了空间。在拜登讲话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双方进行了首次交流。
拜登讲话中对合作关系的一笔带过，反映出未来几年中美合作的艰难。两国关系存在着结构性冲突，很难取得重大实质性改善，这几乎是中美双方不言自明的共识。但从体系角度看，两个大国需要共存共处，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得不寻求合作之道，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共处，也是为了给竞争划线。中美如何共存共处，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生死存亡，涉及身份认同，属于“非谈判性事项”，另一方必须遵守。正如拜登讲话之前，杨洁篪在北京表示希望美国尊重中国的重大关切，称这些问题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牵动14亿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是碰不得的，否则只会给中美关系和美方自身利益造成严重损害。
第二，给对方一定的战略空间，使得体系的运作具有一定包容性和灵活性。随着一个大国实力的增长，它必然会给现有秩序带来一定冲击，双方需要合理地认知和应对这一冲击。对中国而言，需要客观认识美国的领导对当前国际体系的必要性。对于美国而言，需要理性对待中国影响力的适度扩展，一味打压遏制中国，无论是单边或者多边方式，都是难以得逞的。
第三，需要就体系的运作和秩序的构建达成一些基本的原则共识，以维持体系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美两个大国在双边层面上存在着矛盾分歧，但毕竟共同建构了当今的国际体系，体系运作具有自身的一些规则，中美需要超越双边范畴，在国际体系、人类社会的更高层面上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继承并发展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
综上，拜登政府在经历一段时期的“耐心期”后，仍要面对如何与中国在这个体系中合作共处的考验，而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交流也是必然的趋势。
原文标题《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大国互动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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